摘要：全國人大代表、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理事長吳小麗表示，希望做好大灣區城市間的資訊、交通、養老等方面工作，讓港澳居民能便捷地在大灣區發展和生活。　　

    在世界夜景衛星圖上，從廣州到深圳，再延伸到香港、澳門，是燈光最璀璨的區域之一。

　　隨著中共中央、國務院近日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一條融研發、轉化、制造于一體的科技創新走廊，將在粵港澳這片地球上燈光最璀璨的大灣區內變為現實。

　　從中央勾勒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大寫意”，到描畫灣區經濟的“工筆畫”，粵港澳已然按下了探索建設世界一流大灣區的按鈕。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條件下，如何發揮粵港澳高教資源優勢，助力大灣區發展，成了今年全國兩會上代表委員熱議的話題。

　　發揮高等教育集群效應，提升大灣區創新力

　　翻開中國的經濟地圖，粵港澳大灣區在中國進一步深化對外開放進程中，被賦予對接全球經濟的重要窗口和支點的新期待。“粵港澳要建成世界級大灣區，必須依靠科技創新!”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副院長陳廣浩說，目前，中科院在大灣區已布局6個大科學工程項目，正在謀劃建設珠三角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全文有2.7萬多字，其中“創新”二字被提及175次。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認為，迫切需要粵港澳三地政府、大專院校和社會共同合作，創建大灣區高等教育合作平臺，借助合作平臺，充分發揮灣區內高等教育集群效應，在大灣區共建一流聯合實驗室和協同創新中心，促進大灣區院校及科研機構國際化，一方面推動大灣區成為世界級的“產學研”重鎮，另一方面促進高等教育機構實現較高水平國際化，為灣區發展提供高素質人才，尤其是科學、工程和技術領域人才。

　　美國舊金山灣區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技中心之一，其中，硅谷有高度集中的智力資源優勢。僅諾貝爾獎得主、數學菲爾茲獎得主，就超過100位，還擁有斯坦福大學、加州伯克利大學等20多所著名大學。更重要的是，灣區擁有高效的科技孵化能力。僅“斯坦福系”之下，就孵化了谷歌、雅虎等一批企業巨頭。

　　改革開放以來，粵港澳三地深化合作，港澳在廣東的發展中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林少春說，廣東可以多學習借鑒港澳地區，它們的經濟、國際化、市場化的程度很高，對外開放度也非常高，這樣可以促進廣東深化改革，提升廣東對外開放水平，推動投資更加便捷、貿易更加自由、要素流動更加順暢。同時，港澳地區的科技力量、高端要素非常強，香港和澳門有4所大學在世界排前100名，如果和廣東比較完整的產業體系結合，可以提升廣東產業的科技創新能力，實現高質量發展。

　　但是，與世界著名城市群相比，粵港澳大灣區要躋身世界一流城市群，人口素質有待改善。2018年11月全球化智庫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人才發展報告》顯示，粵港澳大灣區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較低，僅為常住人口的17.4%;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的該比例均超過40%;香港的高端人才結構偏重于金融、保險、商業等領域，科學和科研人才欠缺。

　　這種現狀可望不久將有所改善。目前，三地相關高等教育機構的合作已悄然啟動。廣州市在南沙區劃定1.13平方公里土地，提供給廣州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聯合舉辦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并在辦學經費等方面予以保障。

　　教育作為城市“發動機”，有助于加快形成粵港澳城市群“虹吸效應”

　　全國人大代表、禹洲集團董事局主席林龍安認為，在粵港澳走向世界級城市群的路上，教育將扮演“發動機”的角色。世界經驗表明，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眾多驅動城市發展的潛在因素中，教育是促進城市發展的最主要動因。以高等教育為例，由于高校學科門類齊全，研究能力強，既是城市的“人才蓄水池”，也是學術文化交流中心、科技中心和智力中心。

　　當今世界，不乏這樣的案例。美國斯坦福科學園區帶動了周邊城市乃至美國的科技創新，并造就了享譽世界的“硅谷”。數據顯示，與斯坦福大學有關的企業產值占整個“硅谷”總產值的50%—60%。英國倫敦、日本東京等國際化大城市，因依托世界一流大學及高水平的科教優勢，迅速發展成為大型城市圈。

　　“高質量的教育和良好的科技創新潛力，是構成一個城市群‘虹吸效應’中的核心要素。”陳廣浩說，大灣區的優勢是已形成以深圳、廣州為核心，東莞、佛山為次中心的科技優勢和比較完善的產業鏈。但在核心產業發展、核心技術研發，以及打破行業、部門、體制界限，解決好國際人才留得住、用得好等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林龍安說，目前兩地專業資格不能互認，增加了香港人才北上發展的難度。可以按照循序漸進、先易后難的思路，推進專業資格互認。大灣區也可實行高科技人才出入境綠卡制度，便于人才流動。

　　林龍安認為，城市生活質量也是人才流向的重要因素，大灣區內多個內地城市應加快打造成國際一流城市，加快構建國際化高質量的教育、醫療、文體服務體系，打造一流的人居環境，吸引更多人才落戶。

　　與林龍安的觀點相似，全國人大代表、華南理工大學國際教育學院教授安然認為，當務之急，要考慮如何讓這些人才能為大灣區所用。人才到大灣區后，應引導其建立“大灣區人”的概念。當所有參與大灣區建設的人，擁有“屬地認同”“情感認同”和“大灣區社會文化認同”，人才隊伍也就穩定了。

　　一個完整的教育“生態圈”，更利于粵港澳的融合發展

　　對大灣區的老百姓來說，便捷的交往和有品質的生活，是他們對未來最直觀的福利想象。

　　全國人大代表、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理事長吳小麗表示，希望做好大灣區城市間的資訊、交通、養老等方面工作，讓港澳居民能便捷地在大灣區發展和生活。

　　香港作為大灣區的“超級聯系人”，在推進粵港澳融合發展上，被人們賦予了特別的期待。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陳曼琪說，《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公布，意味著香港與國家的發展更加緊密，香港應找到“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結合點，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不少代表、委員認為，大灣區的融合發展，既要寄望于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形成便利的生活圈、工作圈，也有賴于一個涵蓋學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教育“生態圈”的形成。

　　今后，大灣區需要跳出目前“三地合作”的視角，將融合發展的目標聚焦在國際一流的教育和人才培養上。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青年聯會主席霍啟剛說：“今后，你不論居住、工作、生活在大灣區三地的哪個地方，距離都很近。香港作為‘超級聯系人’，將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為香港一直是一個很開放的城市，對全球高校和人才擁有巨大吸引力。香港應在這方面發揮更大作用。香港和內地除了能在科技、人才方面開展交流，香港與內地教育由于互補性強，還可通過合作辦學、人才交流等方式，提升大灣區的教育國際性，增強香港青年的國家認同。當然，香港青年也應抓住機遇，融入大灣區。”

　　5.6萬平方公里、7000萬人口、經濟總量接近1.6萬億美元的大灣區，將會給港澳地區帶來新的發展機遇。林少春說，大灣區內的養老服務、醫療保障、職業資格的互認，由于三地的標準、管理方式不同，“今后，我們將會和港澳地區協商，爭取有更多的融通。總之，粵港澳三地，只要我們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一定可以實現合作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