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家對規(guī)范民辦學校招生行為提出明確要求：民辦義務教育學校不得以考試、面試等方式選拔學生，實行與公辦學校同步招生，不得跨區(qū)招生，報名人數(shù)超過計劃時實行電腦隨機錄取，等等。對此，需要從理念和現(xiàn)實兩個方面，認識新形勢下民辦教育的功能定位。

　　與20世紀90年代民辦教育起步之初、2002年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時相比，當前的教育格局和需求已經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普及義務教育、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目標已經實現(xiàn)，國家整體上已經進入普及教育、全民教育的階段。民辦教育的功能不再是以資源性的“拾遺補缺”為主，而是增加教育的豐富性、多樣性，滿足公眾對選擇性教育的需求。然而，在現(xiàn)實的發(fā)展中，多數(shù)義務教育民辦學校卻陷入應試教育軌道激烈的升學率競爭之中。

　　當前出現(xiàn)的新情況新問題是，在一些大中城市，民辦學校成為擇校競爭的主要對象，出現(xiàn)所謂“公退民進”的問題。這首先源于民辦—公辦學校的比例失調。如去年教育部通報批評的湖南省耒陽市，從2011年到2017年間，耒陽城區(qū)人口由17萬增長到58萬，大量人口進城上學，但至2014年前中心城區(qū)只新建了一所公辦中學。按2018年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招生計劃，城區(qū)內31%的小學生、66%的初中生將入讀民辦學校，遠遠超過了總體平均10%的正常比例，凸顯了政府教育公共服務的嚴重不足。

　　其次，公辦學校與民辦學校格局發(fā)生的變化，是由于公辦學校按照義務教育均衡發(fā)展的政策，禁止擇校和考試選拔，實行劃片派位入學;民辦學校則可以用各種方式“掐尖”招生，致使民辦學校的成績大幅領先于公辦學校。如昆明市民辦初中在校生占比13.8%，卻包攬了全市重點高中2/3的名額。上海市前幾年的中考成績，民辦學校高于公辦學校40分左右。公辦學校由此被視為是次一等的教育，是擇校的“備胎”，加劇了家長的焦慮和擇校競爭。一些地方政府罔顧義務教育均衡發(fā)展的政策要求，為擇校競爭推波助瀾。如被教育部通報批評的西安市，由于允許一些民辦初中違規(guī)采取小升初綜合素質測評、與校外培訓機構聯(lián)合進行“點考”等方式掐尖招生，導致義務教育秩序混亂，初中教育“民強公弱”，小升初擇校競爭激烈。“電視問政”節(jié)目的觀眾投票，西安市教育局的滿意率只有21.9%。西安市的問題，在上海、杭州、南京、武漢、鄭州、呼和浩特等許多城市具有某種共性。

　　義務教育是面向全體兒童的基礎性教育公共服務，是為社會公平奠基的制度，它是非選拔性、非競爭性的，具有免試、免費、就近入學等一系列特點。以掐尖為主的生源競爭，強化了義務教育學校按階層的分層，這會造成學校的兩極分化，明顯有違義務教育的基本價值，有違教育公平、社會公平的價值。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fā)展，治理畸形的擇校競爭，是政府的責任和義務，需要通過招生政策調整，避免教育被資本市場、房地產機構和培訓機構綁架，切實體現(xiàn)義務教育促進社會公平的價值。

　　在民辦學校實行分類管理的框架中，義務教育階段的民辦學校都是非營利性的。因此，理應以公益性為主，同樣履行義務教育均衡發(fā)展的責任，而不是變相選拔招生。超額生源采用抽簽錄取，也是世界各國通用的符合程序公正的方法。民辦學校的舉辦者一直在爭取與公辦學校“一視同仁”的“同等權利”，這無疑是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在招生政策上卻強調自身的特殊利益，不主張同等待遇，顯然是說不過去的。

　　放眼世界，大多數(shù)國家的基礎教育都是以公辦學校為主體，公辦學校與私立學校并不構成尖銳對立、此消彼長的競爭關系。如在歐洲和美國，私立教育只占很小的比例，而且享受政府的大量資助。在制度設計中，都有防止因學校差距而加劇社會分層的考慮。如印度的法律規(guī)定，私立學校必須拿出20%—25%的名額招收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不久前放映的印度電影《起跑線》《嗝嗝老師》，都是圍繞這一政策展開的故事。

　　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fā)展，改變失衡的公辦、民辦學校格局，還有許多工作要做。除了調整限制，還需要更多的支持和服務，使義務教育學校真正體現(xiàn)非營利的價值，回歸教育的本原。面向未來的教育競爭，不應該是民辦學校和公辦學校之間的競爭，而是創(chuàng)新教育和傳統(tǒng)教育的競爭。我們需要從應試教育突圍，超越狹隘的生源競爭、升學率競爭，走向未來學校、未來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