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文化經典中，哪些是重中之重？“如何選擇更適合的書”是教師閱讀及傳統文化教育中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讀哪些書？這在古代中國就是一個重要問題。從朱熹開始，“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便成了傳統士人的必讀書；近現代以來，章太炎、錢穆等學者提出了不同版本的“新四書”，以此提煉、建構儒學或中華人文精神，其中，錢穆“新四書”說最具學理性，為新時代傳統文化經典閱讀的選擇提供了重要參考。

　　錢穆說：“朱子定《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為四書。四書固當讀。余意今日人人當必讀《論語》《孟子》《莊子》《老子》四本書。姑名之曰‘新四書’可也。”“四書”之名出現始自朱熹，紹熙元年（公元1190年），朱熹在漳州刊刻了“四書”，并為之作注，這便是《四書章句集注》。錢穆把朱熹退“五經”而尊“四書”看作中國學術史上旋乾轉坤的大事，那么，拿《老子》《莊子》替換掉“四書”中的《大學》《中庸》，提出“新四書”之說，其思想史、文化史意義，同樣值得我們深思。

　　“新四書”說的提出是建立在錢穆對“四書”的深厚研究之上。他說：“朱子《四書》，亦具道統之意。朱子以《大學》為曾子作，《中庸》為子思作。孔子之道傳于曾子，曾子傳之子思，而孟子受學于子思之門人。”在錢穆看來，朱熹標榜“四書”，主要是出于建構儒家道統的需要。然而這一儒家道統的建構，在學術發展史上卻是成問題的。他考論說，“《中庸》乃秦時之書”，“（《大學》）成書年代或更晚于《中庸》”，“故以《四書》為四子書，為孔、曾、思、孟之道統相傳，實為無稽之說，殆無再拘守信從之意義矣”。

　　事實上，近現代以來，一直有學者提出不同版本的“新四書”，主張通過“新四書”重建儒家道統。例如，章太炎說：“十三經文繁義賾，然其總持則在《孝經》《大學》《儒行》《喪服》。”章太炎的“新四書”特別張揚孝道與禮教，強調知行合一，而這一強調與張揚當與章太炎身處民族救亡、西潮澎湃的時代背景下，面對如何重建經學、實現儒學的近代轉型等問題密切相關。梁濤則主張把“真正能代表、反映早期儒學文化精神與生命的”《論語》《禮記》《孟子》《荀子》四部書合稱“新四書”，“統合孟、荀”，以期更好地“涵蓋、反映早期儒學的精神內涵”。

　　從以上章、梁的論說可知，“四書”作為承載儒家道統的形式一直被傳承，但學者們對于選擇哪四本儒家典籍，卻各有見解，而這些不同的選擇源自不同的學術史觀念及復興儒學的時代背景。與以上二者比較，錢穆先生“新四書”說的顯著特點在于，他不再僅僅是重建儒家道統，而是要客觀、全面地反映中華人文精神。

　　爬梳錢穆著作，他之所以把《老子》《莊子》列入“新四書”，有三點理由：

　　其一，《老子》《莊子》為歷代知識階層的必讀書，只有這兩部書的文化史地位才能與《論語》《孟子》并提，而“《學》《庸》自難與媲美”。錢穆說：“每一個民族，均有其人人必讀之書。自朱子起，六百年來人人必讀之書為四書。《論語》《孟子》為我國兩千年來必讀書。《大學》《中庸》則為六百年來所定。余意《莊子》《老子》亦當為必讀書，固儒道兩家已有兩千年歷史，對中國文化影響最深最久。”“儒家道家，乃中國思想史里兩條大主流。儒家宗孔孟，道家祖老莊。《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四部書，兩千年來，為中國知識階層人人所必讀。”

　　其二，相較“四書”，“新四書”更為全面地含攝了中國傳統價值觀。“中國人之道理，萬變不離其宗，均包含在《論語》《孟子》《莊子》與《老子》四本書中矣”，“蘇東坡曾說過，他尚有很多話想講，后來讀到《莊子》，才知道都被莊子講完了”。事實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既包括儒家的修齊治平、安民富民的思想，也包括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

　　其三，道家矯正了儒家的缺失與流弊，但并不批評儒家的根本精神，《老子》《莊子》與《論語》《孟子》并列為“四書”，可以互為補充，相得益彰。錢穆說，“道家也是儒家的反對派”，“矯正了儒家思想的缺失和流弊”；“莊子的思想，是批評儒家的，但他批評的是儒家的流弊，而不是儒家的根本。他批評了儒家的毛病，而不是批評儒家的精神”。饒宗頤先生也是從儒道互補的角度建議把《老子》《莊子》列入新的經書體系。饒先生說：“儒、道兩家是中國本有文化的兩大宗教思想基礎，儒、道不相抵觸，可以互補，各有它的優越性，應予兼容并包。《老子》《莊子》等書原已被前人確認為經，自當列入新的經書體系之內，作為一重要成員。”例如，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的核心思想理念，不僅是儒家的，同樣也是道家的。老莊通過反對提倡低層次的、功利性仁義這一價值實現方式，以維護仁義本身的價值，提倡一種更高層次的仁義，在此意義上，莊子認為“大仁不仁”。

　　從以上引述可知，錢穆列《老子》《莊子》入“新四書”，更為全面、客觀地反映了中國思想文化史的實際，更深刻地展示了中華人文精神的貫通性。在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今天，“新四書”說“秉持客觀、科學、禮敬的態度”，為中華經典的教育、傳播確立了核心內容。對儒、道經典的同等重視，更為全面地反映了傳統價值觀及其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間的源流關系。有學者認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系中的“富強”“文明”“和諧”“公正”“愛國”“敬業”“誠信”“友善”來自以仁愛為核心的儒家價值觀，那么，老莊之“貴柔”“無為”為核心價值觀的實現提供了重要途徑，老莊之“齊物”“坐忘”“心齋”為人們安頓精神提供了貼近心靈的方法，老莊思想的思辨性、文學性為傳統文化教育增添了活力。把《老子》《莊子》列入“新四書”，將從整體上加強傳統文化對人們的吸引力，促進精神文明建設的深入發展，有助于傳統文化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

　　當然，錢穆只是提出了“新四書”，并對《論語》《莊子》做出了注釋（《論語新解》《莊子纂箋》），但沒有像朱熹那樣通過注釋來直接體現某種道統或精神。《老子》《莊子》雖有魏晉哲學家王弼、郭象作注，但如何通過合注“新四書”，闡釋出儒道融通的中華人文精神仍是一個大課題。時下流行的并注《論語》《孟子》的有楊伯峻、金良年等先生的著作，并注《老子》《莊子》的有陳鼓應、張松輝等先生的著作，合注“新四書”的并不多，其中，張松輝《老子譯注與解析》《莊子譯注與解析》《論語譯注與解析》《〈論語〉〈孟子〉疑義研究》初具規模，既比較儒道在具體觀點中的異，又彰顯儒道在根本精神上的同，為“新四書”的注釋提供了很好的基礎和參考。

　　“新四書”注釋體系的建構過程也是“有中國底蘊、中國特色的思想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建構過程，而最能反映中華人文精神、最為人們接受的注解體系將“使《四書》之間形成一個具有內在聯系、能體現某種思想理論體系的有機整體，‘形成一種任何單篇都無法比擬的理論力量’”（見朱漢民、肖永明《宋代〈四書〉學與理學》），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更基本、更深層、更持久的力量。在此過程中，錢穆“新四書”說將為新時代經典閱讀的選擇提供重要參考，為我們教師學習傳統文化以及引領青少年閱讀提供有益指導。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學文化教育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