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身處在一個由速度構筑的世界，因技術的不斷突破，無論是宏觀世界的加速延展，還是量子世界的持續(xù)沖擊，閱讀業(yè)已成為一場相對于空間地理范疇上心靈拓展的精神游弋。哲學家韓炳哲曾經在《他者的消失》一書中談論到“同質化”的問題，他認為：“同質化的恐怖正在席卷當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人們縱覽萬物，卻未形成任何洞見。人們堆積信息和數(shù)據(jù)，卻未獲得任何知識。”質言之，無論是知識習得還是知識生產，都并未因現(xiàn)實“信息生產”的豐富而變得多樣而豐富，這種與閱讀私人性和個體化色彩相抵牾的現(xiàn)實，不得不讓人們反思如何在當前普遍同質化的現(xiàn)實中保持住內心的獨立。正是基于上述思考，筆者認為，書寫一份具有私人性意義的閱讀報告是十分有意義的，或者說在當前一個被媒介形塑的閱讀時代里，突破“閱讀繭房”是一個需要不斷被重申的全新命題。
　　
　　一年來，在專業(yè)閱讀領域，我始終處于一種持續(xù)性的“補課”狀態(tài)，尤其是對近年來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的現(xiàn)場，筆者以為急需一種研究方法的轉向。比如近年來極為突出的文學文獻學研究轉向，曾祥金的重要文章《論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檔案”路徑》，以一種鮮明的文獻學視角，向學界展現(xiàn)了當前文學檔案學研究對于文學史研究的全新意義。他認為，“現(xiàn)代文學檔案文獻具有原始性、限制性、顛覆性和關聯(lián)性等特征”，并深刻地指出，這些文學檔案“在發(fā)掘和搶救史料、還原作家面目與文學史真相以及發(fā)現(xiàn)新的學術增長點三個方面都有較大意義”。得益于他的關聯(lián)研究，我也關注到易彬《文獻與問題：中國現(xiàn)代文學文獻研究論衡》一書，該書分為新材料與新問題，版本與校勘，書信與日記，口述與年譜，期刊、選本與作品集及融合文獻、文本和文學史視域的綜合性研究等六個部分，可以說這是近年來現(xiàn)代文學文獻學研究的最新收獲。
　　
　　此外，我也依舊在持續(xù)關注著文學制度與文學史方向的研究。在文學制度研究方面，王本朝教授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制度研究》和《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1949—1976）》可以說是其中的典范性著作。《中國現(xiàn)代文學制度研究》系統(tǒng)地闡釋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制度的基本構成問題，探討了文學制度參與文學語言、文體形式和作家作品的生產與生成問題。如王本朝所說，該書是“將文學制度作為方法，重新反思和審視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存在方式和生產過程，它不是作家、作品和讀者，或媒介、社團、批評和獎勵，某個單一因素產生的效果，制度研究不僅是視野或視角，也不僅是觀念或方法，而是對文學要素的整合與重構”。換言之，王本朝是以文學制度研究作為方法，立足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史學立場，具體結合文學生產的社會語境，以一種超越文學獨立和作家作品中心論的簡單化思維和藝術特殊性眼光，借此形成文學研究的批判性話語。如果說《中國現(xiàn)代文學制度研究》探討的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制度作為自晚清以來伴隨中國社會歷史和文學現(xiàn)代化的過程，文學與社會發(fā)生互動關系的一種規(guī)范形式，探討的是文學性、文學觀念形成的生產方式和過程，文學與社會結構、意識形態(tài)的合謀與同構的話，那么《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1949—1976）》則探討的是文學制度在當代中國的轉型問題，探討的是當代中國對文學所進行的重新定義，作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重要構成的文學，其在當代社會文化結構中的重要位置，探討的是從文學觀念到語言形式，從作家創(chuàng)作、作品闡釋到刊物傳播、讀者接受等被完全納入一個計劃的文學制度之中的問題。讀者可以通過閱讀這兩本專業(yè)性的文學制度研究大書，了解到文學是如何從現(xiàn)代過渡到當代的，文學又是如何在歷史規(guī)約的變遷中和“一體化”的進程中成為今天“如其所是”的樣貌的。
　　
　　在文學史研究方面，筆者則持續(xù)而反復地關注著洪子誠老師的研究，不斷重返他的研究作品，如《材料與注釋》《問題與方法》《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中國當代文學史》等幾乎被認為是當代文學史必讀的一些書目。洪子誠老師的作品不僅確立了當代文學研究的“洪氏話語”和研究范式，也讓人們看到了當代文學研究的“一體化”方向和歷史化意識。
　　
　　在文學作品方面，筆者今年在詩歌、小說和散文上都略有關注。詩歌領域青年詩人王彥山的最新詩集《獨坐》是我的一個意外之喜。作為一個已經出版了四本詩集的詩人，王彥山的詩歌風格可以說日漸鮮明，他詩歌中潛藏的“古典精神”，不斷外溢的現(xiàn)代性焦慮，以及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的“詩學傳統(tǒng)”都標識著一個日益成熟的詩人形象。王彥山在《獨坐》中所顯示的是一個詩人對自我經驗的回望，對故鄉(xiāng)的謹守，對所生活的日常都市給予的現(xiàn)代性批判。
　　
　　與之相反的，房偉的《石頭城》顯示出了其敢于正視歷史的膽識和為人民樹立豐碑的勇氣，他沒有任何懼怕，沒有在宏闊的歷史面前顯示出當代人的“書寫焦慮”，尤其是在面對歷史的嚴肅性、反思性與正當性問題上。作者不同于以往書寫“南京抗戰(zhàn)歷史作品中所側重于歷史瞬時性的描繪、刻畫單個或少數(shù)拯救者形象”，房偉更多的是“強調被歷史與事件遮蔽的個體遭遇，借助一支童軍團體抗爭與一個家族的毀滅，從獨特的生命體驗、普遍的歷史景象與深刻的歷史反思”，以此來呈現(xiàn)出南京城歷史創(chuàng)傷的背面。
　　
　　少數(shù)民族作家朝顏的最新散文集《古陂的舞者》則向讀者呈現(xiàn)著她最新的生命經驗和最近的生命思索，書中13篇長篇散文密集地編織了贛地非遺的人物群像，她欣然地在讀者面前繪就了一幅贛地非遺的文化地形圖：那里有延綿的山脈與河流，那里有故土熟稔的鄉(xiāng)野記憶和真實的生命現(xiàn)場，那里有應然的愿景和必然的嘆惋，那里有生命的被迫無奈和歷史延續(xù)的無上榮光。朝顏的寫作是從生命經驗的鄉(xiāng)野出發(fā)的，帶著故土的問候和體溫，她的足跡可以說遍布了整個贛南，而非遺則成為她激活贛地經驗、書寫贛地文化的重要媒介物。它們作為一種在地性符號被編碼進朝顏的寫作進程當中，也正因為這些過去的“記憶”和媒介物才構筑了我們的身份意識，連通了作為族群認同的基因密碼，讓我們擁有了如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言的“文化記憶”。
　　
　　語文教育也是筆者一直關注的領域，在今年的閱讀范圍中有幾本小學語文教育研究的著作和教育敘事作品引起了我的關注，其中有岳乃紅的《走向深度閱讀：小學整本書閱讀教學9講》、朱勝陽的《寫作照亮教育之路——一個草根語文教師的突圍》和匡雙林的《且讀且寫——語文教師的專業(yè)成長》。這三位教師把自己的研究與實踐經驗相結合，向讀者呈現(xiàn)出了一種精神高蹈而又豐富多彩的教師生活形態(tài)。當然也再度啟示著廣大的教師，唯有記錄與學生的共同成長，唯有與學生一起進入文本、研究文本，唯有進行最廣泛的閱讀，唯有進行大量的反思性寫作、研究性寫作，才能真正成為一名優(yōu)秀的教師。
　　
　　今年還讀到了一本編輯出版領域的好書，書名為《湖南出版五先生》，該書讓我領略到了獨特的湖南出版現(xiàn)象，以蔡皋、鍾叔河、唐浩明、唐俊榮、朱正為代表的湘湖出版人，以其獨特的魅力和編輯功力嘉惠學林，他們的故事理應被更多愛書之人所知曉。
　　
　　閱讀的顯著標簽理應是私人化和個體性的，它不僅彰顯的是讀書人的審美旨趣，如今更多了一重抵抗同質化侵擾的意味。
　　
　　（作者單位系南昌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