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霍姆林斯基曾說：“沒有家庭教育的學校教育和沒有學校教育的家庭教育，都不可能完成培養人這一極其細致和復雜的任務。”在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新征程中，大學也需要開門辦學，做好與家庭的協同共育。

　　縱觀全球大學教育實踐，家校協同育人已成為普遍共識。無論是上海交通大學、武漢大學等國內高校還是哈佛大學等國外高校，在新生入學、畢業典禮等重要時刻邀請家長共同見證，既彰顯了家庭在大學生人生成長中的重要性，也傳遞出家庭教育在高等教育階段不可或缺的價值。猶記九年前，筆者以家長身份參加孩子的武漢大學畢業典禮，現場隆重溫馨的儀式、師長諄諄的寄語、家長欣慰的目光，共同織就了一幅家校共育的生動畫卷。這深刻啟示我們：家庭教育是貫穿個體成長的“第一課堂”，其影響并不會因學生踏入大學校園而中斷。重視與學生家庭的溝通、邀請家長到校參與活動、征求家長對高校辦學的意見，正是高校更加開放、開明、主動辦人民滿意教育的體現。

　　長江職業學院的實踐也印證了這一點。我們堅持在開學典禮、畢業典禮中設置“家長觀禮區”，定期寄送學生獲獎喜報，寒暑假組織教師開展跨省實地家訪……這些舉措并非流于形式的創新，而是通過系統化、制度化的設計，推動大學階段家庭從“教育的旁觀者”真正轉變為“學生成長的合伙人”。一位受訪家長感慨地說：“原以為孩子上大學就靠他自己努力和自我造化了，沒想到學校和老師還這么關心學生，孩子哪有不成才的道理呢？”

　　高校推進家校協同，關鍵在于破解學生成長關鍵期的現實難題。大學階段是青年從“校園人”向“社會人”“職業人”轉變的一個關鍵時期，學業壓力、技能錘煉、職業定位、情感心理等多重挑戰交織，易使學子陷入迷茫。而家校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教育理念差異，都可能成為育人實效的“隱性壁壘”。例如，我校某二級學院曾面臨這樣的困局：學校積極引導學生先就業積累經驗，部分家長卻執著于讓孩子反復報考事業單位；教師鼓勵學業優秀的學生專升本繼續深造，家庭卻因經濟等因素希望其盡快就業。這種“目標錯位”“要求錯位”不僅削弱育人合力，更可能延誤學生發展良機。而在學生心理危機等極端情況中，若學校與家長缺乏前期溝通基礎，家校協作往往陷入被動，有時甚至走向了對立面。破解這些難題，亟須構建“觀測—反饋—干預—支持”的全鏈條協同機制。

　　高校可通過家長座談、家訪、線上平臺等多種形式，將家庭教育有機融入育人體系。例如，新生報到之際，輔導員可與家長開展“下午茶式”座談，在輕松氛圍中了解學生成長經歷，讓輔導員的“輔導”更加個性化、更有實效性；實習就業季，各學院可組織召開線上專題家長會，結合行業發展趨勢解讀就業政策，減少家長焦慮，讓家長更理解孩子的選擇；對心理情緒波動比較大的學生，更有必要建立“學校—家庭—學生”三方溝通機制，實現及早發現、專業介入、共同疏導。此類“非典型”家長會，以“浸潤式”對話替代“通知式”告知，讓高校和家庭之間的家校共育真正落到實處、發揮實效。

　　比較而言，高校要加強與家庭的溝通，比中小學階段難度更大，離不開系統思考和持續建設。基于多年探索，我們凝練出三條路徑：

　　一是理念升級，家校溝通從“事務傳達”轉向“終身發展”。大學家長會是連接學校與家庭的橋梁，我校堅持開家長會，讓家長會聚焦學生終身成長，共同探討潛能激發路徑。例如，在職業規劃專題家長會中，學校不僅解讀就業形勢，更引導家長關注孩子的興趣特長與社會需求的契合點；在心理健康教育座談會上，專家與家長共同學習識別心理危機信號、掌握溝通技巧。這種以“成長賦能”為導向的交流，也促使家長從“教育的消費者”轉變為“育人的協作者”。

　　二是創新機制，家校溝通從“零星互動”走向“全程關懷”。我們逐步建立常態化家校聯系機制：成立院系家長委員會，制定學期溝通計劃；開發“家校通”信息化平臺，動態共享學生在校表現與成長數據；持續開展“萬里家訪行”活動，重點走訪優秀學生、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和學業困難學生家庭。當輔導員跨越山河走進學生家中，家長端上的熱茶、眼角的淚光，無不印證著面對面溝通所蘊含的情感力量。

　　三是文化浸潤，從“被動應對”升華為“命運與共”。我們在畢業典禮中設置“家長致辭”環節，曾有一位母親哽咽道：“學校把一度沉迷網絡的孩子，培養成技能標兵，并推薦至知名企業就業。這份恩情，我們全家永志不忘。”這樣的儀式設計，讓家長真切感受到成為“教育共同體”一員的責任與榮光。當學校真誠傾聽家長意見、邀請其參與育人決策，當家庭主動理解并配合學校教育安排，家校共育便實現了從“簡單相加”到“深度融合”的質變。

　　高校的家校合作，需要以更包容的心態、更開闊的視野、更靈活的方式、更務實的內容去精心構筑。家校同心，方能同向同行；命運與共，才能托舉希望。

　　（作者系長江職業學院黨委書記）

　　作者：童靜菊